周作人尝说自己身上住着“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在一般印象中，绅士和流氓是两个互不关涉的阶级，前者温文尔雅，后者泼皮无赖，行事风格天差地迥，如今却联手并肩，甚至“辩证统一”在同一人身上——这大概正是知堂的比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因。不过，这话显然也不能仅从字面理解：“绅士”不是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绅士”（却也与之不脱干系），“流氓”更非常言所谓“流氓”：这两个“鬼”都是象征性的，分别指向态度的激烈与和平，行为的抗争与隐退。所以周作人又说，这两个“鬼”也可以说是“叛徒”与“隐士”。其实，集“流氓鬼”和“绅士鬼”于一身，并非周作人独有的个性，而是五四新文化人的通性，只是这两个鬼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各有侧重（亦随时间而不同）而已。
我选择这个熟典做标题，当然是想借助它的人气。不过，我对这两个词的用法与知堂不同：“绅士”和其所言差不多，但更强调身份的意义，粗略指向通常所谓读书人：过去的士、现代的知识分子。“流氓”的意思则更近乎通常用法，重在行为的暴力化和心态的暴戾化，所以语义色彩与知堂颇不一致：后者对“流氓鬼”不吝赞美（然而也有些许保留），我的看法却更偏向负面。当然，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做法官，下评判，而是指明现象，供人思考、省察、关注。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价值观的参与，但其功能是提示性，而非评价性的：指明某些行为是错的，会提醒读者注意这些行为的存在，进而反思自己的价值倾向；否则，或将有人视之为理所当然，不觉有异。
另一点是，我指出的现象绝不仅限五四一代，而是整个近代读书人的一种群众性趋向。这当然不是说类似行为在此前读书人身上不存在（欧洲的“市民”与“大学”之争，所谓Town and Gown，在中国也有对应物，即是郭沫若曾说的“考试的童生，出阵的兵”），但20世纪以来的许多读书人对这行为的认知与之前不同了，从否定或不以为然转为认可、称赞，透露出评价体制的变化，提示着人生观层面的转折。于是，原本只是零星的、发生在特定时刻的举动，现在则可能受到更多鼓励而更加流行、普遍。
《孑楼随笔·庚甲散记》，林庚白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非常国会”的选举
要从林庚白的一则笔记说起。林庚白少年天才，十四岁考入京师大学堂，又加入同盟会，在民初出任国民党的议员，袁世凯覆灭后被推为众议院秘书长；1917年，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广州，担任“非常国会”的秘书长和大元帅府秘书。他仿佛西人神话里的“雅努斯”，具有前后两只眼：他以“神算”著称，擅长预卜休咎吉凶（最有名的是断言徐志摩、阮玲玉的血光之灾）；又颇经世事，热衷搜录近代历史轶闻。他的《庚甲随笔》里有一条，记录了“非常国会”时期国民党人的一桩秘事：
辛酉之春，总理孙公以军政府制度，实沿七总裁时代之旧，不便于革命，盖有一二不肖者羼处其中，即足以掣肘也，因议复“大总统”制，有“非常国会”选举。时“非常国会”议员，分左右两派，右倾者犹私相附和“联省自治”之说，尼不听孙公改制。于是议员之左袒孙公者，则密谋所以制胜。党人张继、田桐等，各怀一铤，伏于议场之门外，选举之日，有逸出者，辄群起击之。一时“政客”“学者”之流，诧以法兰西之“山岳党”，以为“暴民政治”将复作。然孙公既膺元首，而北伐之大计定，左派议员亦谨守绳墨。盖革命之为事，固非可以十八世纪议会政治之休休有容者处之，继、桐等所为是也。继党于清末留学日本之东京，与梁启超邂逅于“锦辉馆”，启超方为众演述君宪之利，继愤而击之，启超骇走。先后两击，皆革命史中佳话。
这段话涉及民初复杂的政局演变，不妨略加说明。其中的一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沉浮。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为了遏制即将上台的袁世凯的权力，颁布了《临时约法》。不久，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1914年，他解散国会，废止《临时约法》，1915年底更宣布恢复帝制。袁氏称帝失败后，由黎元洪出任总统，宣布恢复《临时约法》，但很快就发生了由张勋主导的复辟。复辟平定后，黎元洪辞职，冯国璋继之，但拒绝恢复此前已被解散的国会和《临时约法》。于是，1917年7月，孙中山号召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旋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非常国会”），否认北洋政府，号称要恢复“法统”，是为“护法运动”。
《走向共和》剧照。
护法运动由孙中山和西南军阀合作造成，本身就不稳定，复因各路势力的加入，罅隙不断，导致1918年5月的改制：军政府首领由最初的大元帅（由孙中山担任）改为总裁制，即由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担任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自感被剥夺了领导地位，旋即出走上海。1920年11月，孙氏又与伍廷芳、唐绍仪联名发表通电，宣布恢复军政府；1921年4月7日（即林庚白说的“辛酉之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旋即组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准备出兵北伐。
从林庚白的记录可知，孙中山的这个“大总统”是在张继、田桐等人的暴力支持下获得的。张、田都是同盟会员，一向是孙中山的铁杆粉丝。191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在誓约中要求党员服从总理，遭到众人反对，而田桐就是最早表示拥护的人之一。此次张、田事先“密谋”，怀揣铁棒，在现场群殴异己，用后世流行的术语说，乃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一次行动，和袁世凯1913年利用麾下军人假冒的“公民团”选举自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并无本质不同；若说有异，则是当年的“公民团”只是包围了会场，阻止议员离开，似乎并未真正使用暴力，而张继、田桐对持有不同主张的同事是真的动了手。两相比较，“公民团”的举动似乎还“文明”许多。须知《临时约法》严格限制总统的个人权力，才遭受袁世凯的拼命打压，现在国民党左派为支持孙中山个人集权而大打出手，岂非正与《临时约法》的精神背道而驰？是为“佳话”，“佳”在何处？
电视剧《走向共和》剧照。
锦辉馆事件
被林庚白称作“革命史中佳话”之“两击”中的“第一击”，则是十多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一桩往事。1907年，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为推动清末立宪，组织了一个团体政闻社；10月17日，借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消息为革命党人得知，张继、金刚、陶成章等率人到场。梁启超登台演说，“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椅格之，金刚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鼓掌欢呼，声殷天地。”以上描写出自张继的把兄弟、国学大师章太炎之手，虽是文言，在今日读来仍觉生动如绘。其中一些细节，如张继以日语叱骂梁启超、梁启超匆忙自楼梯跳下、慌乱中有人以草鞋击中梁启超脸颊、政闻社员试图用椅子阻止张继上台而被人扼住肩膀等，都是跃然纸面的描画。章太炎并未在场，这番描述应是得自参与其事的革命党人的复述，也可能有想象成分。但张继等大闹锦辉馆，却是后人言及清季党人活动时难以绕开的情节。
革命通常伴随着暴力，尤其是狭义的、意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枪林弹雨、流血牺牲都不可避免。不过，这两桩轶事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并不发生于战场，也不是非用暴力解决。在战场上对峙的双方，拼的是真刀真枪，你死我活；但即使是革命，也还有许多场合，需要以文取胜，绵里藏针，比如过去人常说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现代人所说的“外交”，实质都是以大家公认的“文明”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非凶相毕露，扑上前去狠咬对方一口。张继逢事言“打”，在本应和平的场合也大打出手，实际是窄化了“革命”的丰富内涵。
梁启超。
章太炎在文中说，张继的本意是要在政闻社的成立大会上做一番演说，“痛驳立宪以塞莽言”，不料因“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说也”，仿佛“用武”是不得已的事。但从太炎的描述来看，政闻社成立大会最初一切如常，“事急”是张继等人“用武”的结果，而非其原因（梁启超演说未毕，张继已经喊“打”），太炎此论不通，甚至可说欲盖弥彰——不过，这也似乎暗示，太炎内心深处对张继的行为也未必真正认可，只是要为朋友两肋插刀，不得不刻意寻找理由而已。但无论如何，经过这番折腾，张继原本的计划泡汤，不但没有来得及驳斥对手的主张，而且令本来也许只是中立的观众只见到革命党人的威风，而未必认其占理：这只要看真正对政闻社造成致命打击的是清政府的查禁，而非张继的老拳，就可知晓一二。
其实，张继在会场一声“打”字出口，立刻有“四百余人奔而前”，怎么看也像是经过了预先谋划，而非临时起意。故张继是否像章太炎说的，真有用口舌争锋，以理服人的打算，其实相当可疑，经不起推敲——当然他也可能想过，但至少同时，也还预备了“打一架”的方案，并不一定要遵守“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训诫。至于林庚白说张继与梁启超“邂逅于锦辉馆”，仿佛只是偶然相识，无疑离真相更加遥远。
章太炎。
当“君子动手”成为“革命佳话”
张继是河北沧县人，出身保定莲池书院，名义上是晚清古文大师吴汝纶的弟子，但他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是“文”，而是“武”。冀中习武风气甚盛，读书人也不例外，张继似乎就是受此风气影响。另一位留日的革命党人邓家彦晚年回忆当日对张继的印象，说他“悲歌慷慨，尤当酒酣耳热之余，常以日语高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歌声至今犹余音在耳”。又言：“溥泉（张继字）重义气，深获同志之敬重。”后边这一点，从他两次战斗都能号召大批追随者，可以得到旁证。不过，这两件事不能仅从张继或者田桐的个人性格、志趣、气质上理解：他们既能一呼百应，就意味着用武力对付异己的思路，在革命党人中相当流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前边引用的两条史料，作者都是著名“文人”：章太炎是革命党中最有学问的人，林庚白则年纪轻轻就考入京师大学堂，号称“民国诗圣”（注意这个“诗”不是新体诗，而是旧体诗）。但我们看这两位对张、田暴行的描写，无不是津津有味，赞赏有加（至少在有意识层面如此）。林庚白还特意声言，国民党左派议员此后并无任何轨外之举，且北伐大计正是由此而定，表明一时的“违法”并不败坏整个政治风气，反而因此成就一番“大业”，为之辩护的意识相当明确。
林庚白（1897—1941），福建闽侯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才子、名士、革命家、报人、诗人，其短暂一生辗转沉浮于革命、政界、报界、文学界。早年即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后积极从事报刊宣传工作。之后对国民党产生怀疑，一度消极沉闷，转而学祢衡佯疯、刘伶嗜酒，研究起“命理之学”，以善于“鉴人”而名满天下。1941年携眷走避香港，在九龙被日寇枪杀而遇难。
如果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乃是中国古训，则对18世纪“议会政治”之“休休有容”的摒弃，便透露了随着20世纪革命时代的到来，整个政治和社会风气由崇文向尚武转变的消息。这一认知横跨了不同的派系，使政治上的对手在实际上成为彼此投射的镜像：处在与林庚白对立一方的阵营，也宣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用语不同，意思无差。毕竟，“成大事”在过去具有极为苛刻的标准，轻易难以达到，是“变态”而非“常态”，人们在生活中还是得谨守“小节”；而“革命”则是一个长期过程，尤其是革命胜利之后还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行为习惯一经养成，即如顺水推舟，无往不利，也就无怪乎“费厄泼赖”缓之又缓，几近于无。
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在1940年代初写的一份《自述》里，谈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巨变：“旧式的中国文人正在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文人。后者不像前者那样注重礼仪或难打交道，但有时人们对那些尽管刻板守旧但却以彬彬有礼著称的旧式文人的消逝而感到惋惜。”这番话似乎给人以“礼”的消失主要存于“新文人”中的印象。然而，我在这里摘录的两段史料表明，章太炎、林庚白这样一些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因而在文化修养层面更接近“旧文人”的革命者，在此变动中的作用绝不亚于“新文人”，很可能还有过之。毕竟，当一个社会里最能代表“文”的那些人都在为“武”呐喊助威时，“绅士”而被“流氓鬼”附体，乃至自亦成“鬼”（精神远逝，不“鬼”而何），实在毫无足怪。
与“君子”由“动口”而“动手”相伴的，是“动口”的风格也在改变。彭剑先生研究清末新加坡华侨的两份报纸《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分别代表革命党和保皇党立场）的论战，发现他们的一个特点是“行文浅显以致于粗鄙”。彭教授道：“如果说行文浅显反映了论战双方因时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南洋华侨的文化水平远远低于在日本留学的知识分子——那么，行文粗鄙就令人费解了。这两份报刊之间的论战一点也不文雅，充满人身攻击，满纸都是诟骂之词。”无独有偶，张广海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也注意到19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论争各方，多喜辱骂对方是“狗”：“此类论辩开启了1930年代之后，文坛论争中动物（尤其是狗）纷纷上阵参战，语言日趋粗鄙化的先河”。他对《“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和《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做了统计，发现在前书中“狗”字出现46次、“走狗”出现15次；在后书中，“狗”字出现150次、“走狗”出现22次，而且大都用于人身攻击。
这两个事例前后跨越30余年之久，当事各方在政治和文化倾向上也各不相同（但似乎其中大部分人都自认属于“革命”一方），提示我们这个变化是根本性的，波及整个读书人阶层。记得裴宜理、李逊两位教授曾撰文讨论红卫兵的语言修辞方式，题为《革命的粗野》。本文的观察支持了他们的结论，而我想补充的是，这一现象的发生，较他们认识到的，还要提前一个甲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信夫！
撰文/王东杰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